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到今年12月31日就结束了，而新任秘书长的竞选，如今也已经拉开帷幕。现在的情况是，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接受各国代表面试，中美俄英法五常和190多国代表准备投票“四选一”。
就在这几天，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总部举行了对四位候选人的首轮面试。与以往密室协商不同，在联合国改革后，如今候选人需在联大会议厅接受193个会员国及民间组织代表的直接问询。
【不久前，联合国大会在纽约总部举行了对四位候选人的首轮面试】
联合国秘书长这一职位，有着“地域轮换”不成文规定，我们熟悉的安南来自非洲的加纳，然后潘基文来自亚洲的韩国，而古特雷斯则来自欧洲的葡萄牙，因此这届按理应该轮到美洲，尤其是拉美地区。另外还有一点“默认规则”需要补充，即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国民不能竞选秘书长，目的是防止联合国的行政权力被大国直接垄断。
所以我们能看到，这次的四名候选人中，有三名来自拉美地区，只有一人来自非洲，全部来自“全球南方国家”。当然，这并不是他们唯一的共同点。这四人在第一轮面试的时候，罕见地一致对联合国的现状与未来表达了沉重且悲观的评估，认为联合国如今正面临数十年来“最艰难的时期”。
候选人们在问答中直言，当前基于国际法的全球秩序正承受前所未有的重压，同时，外界对联合国机构能否继续发挥作用的质疑越来越大，联合国正在失去名望与信任。
换言之，联合国现在到了“不改不行”的时候。其实这一点大家都是看得到的，无论是俄乌冲突，还是中东局势，还是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地区冲突，联合国往往只能发声明、呼吁克制，却很难真正左右局势。
【近年来频繁出现的地区冲突，联合国往往只能发声明、呼吁克制，很难左右局势】
甚至在本轮面试中，这四位候选人也基本上全程回避地区热点问题，拒绝发表特别明确的立场，或者提供什么具体的解决方案。可以说，联合国对重大冲突的影响力，已经越来越有限。这种“说了也不算”的状态，直接削弱了这个组织的权威。
往深了看，这其实就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。联合国的核心决策机制仍然是安理会，而安理会又高度依赖“五常一致”。一旦大国之间出现对抗，决议就很容易被否决，导致整个体系陷入瘫痪。
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：世界越动荡，越需要联合国；但大国博弈越激烈，联合国反而越难发挥作用。
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——钱。近年来联合国的财政压力持续上升，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成员国长期拖欠会费，导致联合国出现预算紧张、项目收缩、规模性裁员的情况。一个连基本运转都要精打细算的国际组织，自然很难让外界相信它还能承担全球治理的重任。
【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到今年12月31日就结束了】
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，就形成了今天的“信任危机”。而这种危机，其实不只是联合国自己的问题，更是整个战后国际秩序变化的缩影。
过去几十年，联合国之所以能维持长期正常运转，一个重要前提是大国之间虽然有竞争，但总体仍然接受同一套规则，也愿意在一定程度上“给联合国面子”。但现在，这个前提正在动摇。
俄乌战争，伊朗战争，加沙战争，全是打着“军事行动”的旗号，没人正式“宣战”，而联合国对此根本无能为力。更不用说其他地区的大小冲突了，联合国根本无暇顾及。
另外还有来自特朗普的冲击。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后，第一时间就退出联合国附属的多个国际组织与机制，“退群毁约”，同时继续长期欠费。今年1月的时候，特朗普甚至搞出了一个所谓“和平委员会”的组织，以解决加沙问题为由拉了数十个国家“进群”，宣称要“取代联合国”。
“和平委员会”当然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，但足以反映出一种总体的趋势。现在很多国家更倾向于通过双边或小圈子机制解决问题，而不是找联合国，那么久而久之，联合国就会逐渐被边缘化了。
【近期的武装冲突全是打着“军事行动”的旗号，没人正式宣战】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这一轮秘书长竞选，其实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大国博弈色彩。特朗普想要的，就是一个听美国话的秘书长。他既要维持联合国的基本运作，又不能在关键议题上过于挑战美国立场。比如四位候选人中来自阿根廷的国际原子能机构（IAEA）总干事格罗西，由于他在伊核问题持强硬态度，所以是美国比较青睐的候选人。
而中国的态度，则更强调“多边主义”和“全球南方代表性”。同时，中国还会更看重候选人是否能够推动联合国在发展、气候、南南合作等议题上的作用，而不是单纯聚焦地缘政治对抗。
但无论中美如何选择，有一点是肯定：新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必须是一个“各个大国都能接受的人”，而不是某一方的代言人。因为只有五常都投下赞成票，一名候选人才能真正成为联合国秘书长。
文｜思明州 媒体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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